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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唐朝建国后与西域的关系，过去我们主要是通过玄奘的记录而略有了解。新发现的《张弼墓志》，告诉我们贞观元年到贞观六年，唐太宗曾经派遣张弼出使西域三十国，行程四万里，应当包括塔里木盆地诸绿洲王国，以及西突厥所控制的粟特地区和吐火罗斯坦。贞观初年来访唐廷的西域诸国，很可能是张弼出使而促成的结果。张弼的出使在传世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，墓志补充了丝绸之路史上一个重要的事实。
一、贞观初年出使西域的新史料：《张弼墓志》
过去我们根据玄奘弟子慧立、彦悰所撰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的记载，普遍认为贞观初年时，唐朝对西域主要是采取闭关的态度，所以玄奘西出前往印度取经，是偷越国境而行的。《慈恩传》记载，他在瓜州时，得到一年轻胡人石槃陀的引路，渡过瓠芦河，到达玉门关。从这位胡人的名字可以推知，他是中亚石国(今塔什干)出身的粟特胡人，“槃陀”为粟特人常用的名字，意为“(某神的)仆人”。因惧怕官府私度关津禁令，石槃陀由玉门关退回。玄奘一人循瓜州、伊州之间的“第五道”，从第一烽到第四烽，在信仰佛教的守边将官的帮助下，入碛西北行，最后在一匹曾经往返伊吾十五次的识途老马的帮助下，得达伊吾(哈密)。《慈恩传》中对玄奘从河西玉门关到西域伊吾国一段的艰难行程，做了详细的铺陈，现摘引如下：
展开剩余88%自是孑然孤游沙漠矣，唯望骨聚马粪等渐进。……从是已去，即莫贺延碛，长八百余里，古曰沙河，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，复无水草。是时顾影唯一，心但念观音菩萨及《般若心经》。……时行百余里，失道，觅野马泉不得。下水欲饮，袋重，失手覆之，千里之资，一朝斯罄。又路盘回，不知所趣。……是时四顾茫然，人鸟俱绝。夜则妖魑举火，烂若繁星；昼则惊风拥沙，散如时雨。虽遇如是，心无所惧。但苦水尽，渴不能前。是时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，口腹干燋，几将殒绝，不复能进。
这段艰难行程的记录，当然是玄奘描述给他的两位弟子的，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，觉得当时的交通道路就是这样的艰难险阻，难以逾越。
事实上，玄奘是违犯当时不许私度边境的禁令，才落得这样的地步。如果是正当的唐朝使者，道路仍然是畅通的。我们有幸在近年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收藏的唐代墓志中，看到一方《大唐故始州黄安县令南阳县开国公张府君墓志铭》(葬于679年)，其中有一段文字记载了志主张弼前往西域的事迹，因为几乎与玄奘西行同一时点，所以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非常难得的另类史料，值得关注。志文有关部分如下：
贞观之始，情礼云毕。前宫寮属，例从降授，补右卫仓曹参军。于时獯丑未宁，边烽屡照。太宗临轩，有怀定远；召公将命，追美凿空。具禀圣规，乘轺迥骛。历聘卅国，经涂四万里。料地形之险易，觇兵力之雌雄。使返奏闻，深简帝念，加阶赐帛，宠命甚优。六年，又应明诏，举直中书省。
志主张弼，字义辅，南阳西鄂人。张弼父张宽，曾任隋朝的上党郡守、青州刺史。李渊建唐，张弼任朝散大夫，后为太子通事舍人，为李建成的亲信。玄武门事变后，太宗上台，“前宫僚属，例从降授”，作为太子一党而被贬官，任右卫仓曹参军，从正七品下转成正八品下。就在贞观开始之时，太宗命他出使西域，到贞观六年返回，完成使命，应诏直中书省。贞观十年，任卫尉寺丞；十四年除尚书水部员外郎，寻改越王府主簿兼扬州兵曹参军；十九年，任承议郎行魏县令。高宗永徽二年(651)，授朝议郎行始州黄安县令。五年卒于官舍，年六十。可见原为太子近臣的张弼，因为主人倒台，在太宗、高宗时期，虽然有出使西域之功，但最后仅仅做到一个县令。正因为此，他出使西域的事迹，也就没有机会得到彰显。
如果不是这方墓志出土，我们完全不知道在贞观元年(627)到贞观六年，唐太宗曾经派遣右卫仓曹参军张弼，出使西域三十国，行程四万里。张弼的出使，可以说是唐代初年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壮举。虽然已有学者提示了张弼出使西域的重要意义，但论述比较简略。本文对照其他相关材料，对此事做进一步的申论。
二、张弼“历聘三十国，经涂四万里”的意义
墓志说张弼“历聘卅国，经涂四万里”。说明他曾到访过三十个西域王国。要了解张弼之行的意义，还要从隋朝与西域的关系说起。
《隋书》卷六七《裴矩传》记载：
帝复令矩往张掖，引致西蕃，至者十余国。大业三年，帝有事于恒岳，咸来助祭。帝将巡河右，复令矩往敦煌。矩遣使说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，啖以厚利，导使入朝。及帝西巡，次燕支山，高昌王、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。皆令佩金玉，被锦罽，焚香奏乐，歌舞喧噪。复令武威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，骑乘填咽，周亘数十里，以示中国之盛。
又，《隋书》卷八三《西域传》开篇说：
〔隋炀〕帝复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。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。矩因其使者入朝，啖以厚利，令其转相讽谕。大业年中，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，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。寻属中国大乱，朝贡遂绝。然事多亡失，今所存录者，二十国焉。
由此可知，隋朝对西域诸国的了解有一个过程。大业年间，隋炀帝派裴矩在河西地区招徕西域诸国，由于裴矩的经营，来朝贡于隋朝的国家从十余国，增加到二十七国，最多时则有三十余国。
《隋书·西域传》说到在与西域各国联系最盛时，所知有四十四国，这就是裴矩《西域图记》所记录的国家数字，包含有不曾朝贡、但为隋朝所知的国家。《隋书·裴矩传》载裴矩《西域图记序》曰：
臣既因抚纳，监知关市，寻讨书传，访采胡人，或有所疑，即详众口。依其本国服饰仪形，王及庶人，各显容止，即丹青模写，为《西域图记》，共成三卷，合四十四国。
可见，裴矩是通过采访胡人等方式，了解到西域四十四国情形的，这些国家并没有都来过隋朝。
经过隋末唐初的战乱，唐朝重新与西域联系之前，中原王朝所知的西域王国只有二十个了。余太山先生指出：“本传(《隋书·西域传》)共记二十三国，其中吐谷浑、党项、附国、女国可归入一组，高昌、焉耆、龟兹、于阗、疏勒可以归入一组，漕国、䥽汗、石国、米国、史国、康国、曹国和何国，以及安国、乌那曷、穆国、波斯可以归入相邻的两组，其余诸国可以归入一组，但次序混乱，表明编者不熟悉西域地理。”这些国家应当就是唐朝初年了解的情况，也是张弼出使西域之前所知道的国家。
张弼出使了西域三十国，大大超出了隋末所知之数，其中不少国家应当是唐朝使者首次走访。因此，张弼的出使西域，在唐朝与西域的关系史上是极有意义的一件事。
据《旧唐书》卷一九八《西戎传》波斯国条，波斯距唐朝首都长安一万五千三百里，来回三万六百里。从张弼“经涂四万里”来推想，他在西域地区一定不是直线而行，因为那样即使他到达波斯，也不足“四万里”之数。他不一定非要到达波斯，但他访问了三十国，应当是纵横交错地行走，所访问的西域王国，应当包括塔里木盆地诸绿洲王国，以及西突厥所控制的粟特地区和吐火罗斯坦，可见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
三、张弼出使西域的成果与丝路交通
目前所知，从贞观元年到贞观六年，只有张弼作为唐朝正式的使臣出使西域，因此可以这样理解，贞观初年来朝唐廷的西域诸国，很可能是张弼出使而促成的结果。我们就根据目前所见贞观初期这六年里西域与唐朝的交通情况，来看看张弼出使可能取得了哪些成果。
《册府元龟》卷九七○《外臣部》十五《朝贡》第三记载：
太宗贞观元年正月，西突厥；闰三月，高昌、吐谷浑等；五月，何国、康国；十月，西突厥；并遣使朝贡。
其时，吐鲁番盆地的高昌王国以及粟特地区的何国、康国均在西突厥汗国的控制之下，因此西突厥在贞观元年年初的朝贡，必然影响到其他西域绿洲王国，因此高昌、何国、康国随后前来入唐朝贡。这或许就是张弼出使西域的背景，甚至张弼就是随同十月而来的西突厥使臣返回时一起前往西域的，因为当时有所谓“报聘”制度，大国使臣的到来，唐朝有时候是需要遣使随之回报的。
《册府元龟》卷九七○同条又记：“贞观二年四月，西突厥遣使贡方物。”西突厥再次入唐，表明两者关系的密切。而这次遣使可能是张弼抵达西突厥汗廷的结果。
玄奘在贞观元年启程西行，二年中抵达素叶(碎叶)城见西突厥统叶护可汗，在西突厥可汗衙帐见到“汉使及高昌使人入，通国书及信物，可汗自目之甚悦，令使者坐”。说明其时有唐朝使者到达西突厥可汗衙帐，这位使者不排除是张弼的可能性，因为使者带着国书和信物，这是正式使臣所携带的必备之物。而且，西突厥可汗非常礼让这位汉使，让他就座，也可见不是一般的人士，而是唐朝的正使。
高昌王国位居天山东部地区，是与唐朝接壤的西域大国。贞观初年，高昌与唐朝的关系十分友好。《旧唐书》卷一九八《西戎传》高昌条记：“太宗嗣位，复贡玄狐裘，因赐其妻宇文氏花钿一具。宇文氏复贡玉盘。西域诸国所有动静，辄以奏闻。”因此，高昌必然是唐朝外交工作的重点，张弼出使西域，一定是要到访高昌的。《册府元龟》卷九七○同条记载：“贞观三年二月，高昌遣使朝贡。”这次高昌的遣使朝贡唐朝，或许就是张弼出使的结果。这一成果在随后逐渐升温。《册府元龟》同条又记：“贞观三年十一月，西突厥、高昌并遣使朝贡。”是高昌与宗主国西突厥一起入唐。又上引《旧唐书》同条记载：“贞观四年冬，〔麹〕文泰来朝，及将归蕃，赐遗甚厚。其妻宇文氏请预宗亲，诏赐李氏，封常乐公主，下诏慰谕之。”到贞观五年正月甲戌(十四日)，太宗还专门“宴高昌王文泰及群臣”，表明对高昌的亲善。麹文泰这次入朝，还向太宗表示“西域诸国咸欲因文泰遣使贡献”，但魏征以为如果十个国家的使团一起入贡，使人不下一千人，沿边州县无法接济，以为不能接受。太宗听从魏征建议，回绝了这些国家的使者。可见张弼出使在西域的时候，西域各国开始脱离西突厥的羁縻统治，希望与唐朝交往。
张弼的出使成果，看来是不可低估的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三记载：贞观三年闰十二月，“是时远方诸国来朝贡者甚众，服装诡异，中书侍郎颜师古请图写以示后，作《王会图》，从之。”此图为将作大匠阎立德所绘，可惜已佚，但宋人董逌曾见原图，在所著《广川画跋》卷二《上〈王会图〉叙录》中有相关记录：“有司告办，鸿胪导客，次序而列，凡国之异，各依其方。……西首以吐蕃、高昌、月氏、车师、党项，而轩渠、
达、叠伏罗、丁令、师子、短人、掸国次之。”此处所列有些是古代西域国名，是文人借古喻今的常用做法。如果按照唐朝时的情况，这里的月氏即贵霜王国，或寄多罗贵霜，当指今巴基斯坦巴沙瓦一带；车师与高昌并列，应指车师后王国，即天山北部吉木萨尔一带；
达是5、6世纪时中亚强国，占据吐火罗斯坦和粟特地区；叠伏罗在Zabulistan，即Gazna；丁令在天山北路；师子即狮子国，今斯里兰卡。虽然未必都是与唐朝时期的国家对应，画家也可能并非写实，有些图像可能是承袭此前的《职贡图》，但反映了贞观三年所绘《王会图》的大致情况，并且可以由此得知当时朝堂所见西域朝贡者的形象。这些贞观三年的西域使者，我们虽然不能说都是张弼出使的结果，但两者时间吻合，其中不应没有张弼推动的结果。
龟兹也是西域屈指可数的大国，位居塔里木盆地北沿。《册府元龟》卷九七○《外臣部》十五《朝贡》第三记载：“贞观四年，龟兹国王苏伐叠遣使献马，自此朝贡不绝。”《旧唐书》卷一九八《西戎传》龟兹传条也记：“贞观四年，又遣使献马，太宗赐以玺书，抚慰甚厚，由此岁贡不绝，然臣于西突厥。”龟兹也是张弼一定到访的对象国，因此，贞观四年的龟兹王进贡马匹一事，恐怕也是张弼走访其地的结果。
于阗是塔里木盆地南缘大国，因此必定也是张弼走访的对象。《旧唐书》卷一九八《西戎传》于阗条记：“贞观六年，〔于阗王尉迟屋密〕遣使献玉带，太宗优诏答之。”我们也不难把此事与张弼出使联系起来。
焉耆也是塔里木盆地北道大国之一，《册府元龟》卷九七○《外臣部》十五《朝贡》第三记载：“贞观六年七月，焉耆遣使朝贡。”《新唐书》卷二二一上《西域传》焉耆条：“太宗贞观六年，其王龙突骑支始遣使来朝。”这两条记载是同一件事，《新传》表明这是焉耆在唐朝时期首次遣使，而促成焉耆朝贡的，应当是正在西域进行外交活动的张弼。
《新唐书》卷二二一上《西域传》康国条：“贞观五年，遂请臣。太宗曰：‘朕恶取虚名，害百姓，且康臣我，缓急当同其忧。师行万里，宁朕志邪?’却不受。”康国首都在今撒马尔罕，是粟特的第一大国，它在贞观五年要求臣服于唐朝，虽然没有被太宗接受，但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，说明葱岭以西的国家，也和唐朝建立往来。这或许也可以和当时出使西域的张弼有关。
吴玉贵《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》一书中曾经指出：“贞观六年(632)，是唐朝初年与西域关系发生转折的重要的一年，在这一年里发生了三件大事。”一是改变对西突厥内战的中立态度，贞观六年八月丁酉，派刘善因前往西域，首次册封与肆叶护可汗对立的泥熟可汗，支持泥熟来控制西突厥政权。二是改西伊州为伊州。伊州在贞观四年东突厥汗国被唐朝灭亡后，城主石万年率七城归降唐朝，唐朝立为羁縻州性质的西伊州。贞观六年，唐朝改西伊州为西州，意味着立伊州为唐朝的直辖州郡，与内地一般州县无异，表明唐太宗要进入西域的决心。三是与焉耆建立密切关系，接受焉耆王龙突骑支的请求，开大碛路，避开高昌，让西域使者直接从焉耆到敦煌，焉耆由此可以垄断西域与唐朝往来的贸易，这无疑是把高昌视作敌对势力，准备加以打击。从时间上看来，这些重大转变，很可能是张弼出使西域而促成唐朝采取的行动。
张弼的出使在传世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，墓志补充了唐代西域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事实，仅就这一点来说，已经十分重要。因此，玄奘取经并非开通唐朝丝路的创举，张弼的出使在唐朝与西域的联系上，也是极有意义的一件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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